责己不责人”，从自身找原因。他反对“一切归咎于帝国主义’的观点，反问“为何日本被叩开国门后能迅速崛起，而我们却不能？”，并以一连串反问强调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。 而梁漱溟的反驳认为：外敌当前，帝国主义是第一大仇敌。他在《村治》杂志发表《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》一文指出，贫穷直接源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，扰乱则间接源于帝国主义对军阀的操纵，胡适提出的五大问题皆由帝国主义派生而来。 这一问，至今仍振聋发聩。 最近温政看了梁胡之辩的报道，不向梁也不向胡，认为“外敌当前，先要同仇敌忾；和平时期，内部积弊便是主要敌人，必须战而胜之”。 对于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谬论不敢苟同。 他理由很简单：亡国奴是没有思考自由的。如何“救国”要分清主矛盾和次要...